系列报道《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
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20xx年2月18日。说起儿子大学毕业回乡当农民一事，卢国良说：“这小子算给我上了一课。”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20xx年2月19日，韶山冲毛震公祠。“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采访团”成员在祠内合影留念。
在新农村的道路上
这是一片伟人曾经亲历的土地，这是一条伟人曾经走过的线路。
当国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整到发展的战略层面，我们随之也迅即将第一缕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农村。
xx年前，毛泽东选择这片土地作为考察中国的一个标本，选择这条道路寻找推进中国革命的动力；xx年后，在建设新农村的大潮涌起之时，我们同样选择了这片土地作为考察新农村建设的标本，我们同样选择了这条道路作建设新农村的思考。
湘潭(县)、韶山、湘乡、衡山、醴陵、长沙(县)，这里有先行者的足迹，后来者希望藉此进行新的追索。沿着这条道路推进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同样相信，在今天的建设中，发展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当市场经济的建设达到一个高度时，国家适时作出了“以城促乡、以工补农”的决策，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入，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为田野注入新的希望，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
农民是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农民又是整个现代化转移所指向的客体。在国家高速发展中已相对滞后于城市的农村，对这样的政策与反哺，满怀美好憧憬，充满发展的激情。这些朴素的愿望，如同改革开放初期“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憧憬一样，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劳动达到进一步的富裕，他们希望有稳定的渠道来达到长期增收，他们希望城市能够更好更快地接纳他们，他们希望在农村也能像在城市一样，享受教育、医疗、社会基本保障等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他们希望农村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像城市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希望在农村也能有更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享有。
他们渴望，他们更急切地将渴望变为力量，投入到建设与发展中去——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的感受与想法，在建设新农村的工作中，不仅是焦点，而且是落脚点。
农村是中国广阔与深厚的土壤，农民是中国人不能忘却的血脉情感。在这样一个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时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凝聚中国人发展的情感。多少年来，农村滋养了工业、滋养了城市，而今天，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我们必须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我们必须促进城乡一体与经济互动，我们必须加快城乡的融合与共同提升，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在一个更好的资源配置下良性前进。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是割裂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均衡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根本。中国社会只有实现了均衡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内生出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需要我们扎根这片热土，深入血脉，以情感、以智慧，从关心到关怀，从来路到反哺，从给予到建设，一步一步地行进，一步一步地夯实，一步一步地在实效中证明。
以我们所用的时间而言，我们走过的农村，也许脚印还是浅的，它需要全社会，需要每一个人持续而深入地走下去。(本报评论员 晓宇)
毛主席当年考察路
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从19xx年1月4日起，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xx年后重走主席考察路
站在“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采访团”团旗下合影时，我们心情特别激动。虽然我们曾经是土生土长的乡里人，但离开农村十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带着探寻的欲望去接近生我养我的湖南农村。
xx年前，34岁的毛泽东回到湖南，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与当年毛泽东穿着草鞋翻山越岭不同的是，我们这次考察是乘着越野车在高速公路和乡村公路上奔驰，自然考察采访的周期也短得多。当汽车掠过起伏的矮山、收割后的农田和错落的农家小楼时，我的眼前浮现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的19xx年的湖南农村“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因”的景象。
几十年来的乡村巨变，如果主席有知，怕也会“当惊世界殊”了。
父与子的观念碰撞
百万培训工程：为推进新农村建设，今年我省将加快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抓好“百万培训工程”和“阳光工程”的实施，落实今年劳动部门完成40万人、农业部门20万人、扶贫部门8万人的培训任务。重点建设150个培训输出基地。
建设新农村，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民作为劳动者，如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不是被现代化拒之门外。
农村，农业，农民。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人，我们的考察报告就从农民讲起。
沿着毛主席当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改革开放xx年，时代进步了，农民自身进步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今天，我们在尊敬“老农民”的同时，更应大声地呼唤“新农民”。
时间：20xx年2月
地点：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
卢波，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大专班，今年24岁。20xx年，当他从学校毕业，心甘情愿地卷起铺盖回到老家时，乡亲们曾议论纷纷，说：“这孩子是不是哪根筋出了毛病？”
卢波却说：“农村需要有知识的新农民，更需要新观念来推动，我愿意用自己在前途问题上的观念转变，来为父老乡亲们树一个更新观念的样板！”
新老农民间的观念碰撞，首先在卢波和他父亲之间产生。
大学毕业后自愿回家当农民
19xx年，卢波参加高考，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大专班。家里飞出个“金凤凰”，卢国良不知道有多高兴，曾经为儿子设想了多种未来。
卢波也一直按照父亲的“梦”在努力，他虚心好学、勤奋努力，无论学业成绩还是社会实践能力在班上都是顶呱呱。然而，随着在长沙读书的时间一
长，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和父亲的“梦”相反的想法。
城里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读书3年，大城市的繁华让卢波既感受到了快节奏生活的魅力，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精英，一些硕士生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自己一个专科生就更加困难了。与此同时，本乡一个农民的经历却在深深地感化着他：这个老乡在家乡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一跃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
“身份并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去做！干事业不一定都要往城市跑，在农村同样可以打出一片天地。”卢波认为，自己的根在农村，自己的希望也在农村。于是他毅然决定，毕业后回农村。
“我的决定让父亲和邻居们很不理解，但是他们这种不理解更坚定了我回农村的决心！我回农村是因为自己观念的转变，而他们不理解说明他们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我愿意为父老乡亲们树一个更新观念的样板！”卢波说。
父亲成绩不小但不值得效仿
卢波的决定让卢国良很不理解。
说起卢波的父亲卢国良，那可是湘潭县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他赫赫有名并不是因为他是青竹村的党支部书记，而是他头顶上那顶布满光环的“田秀才”的“帽子”。“田秀才”是乡亲们对他的昵称，也是乡亲们对他所作贡献的肯定。在那一辈人里，卢国良属于那种有理想的人——19xx年他就到外地打工，是村里第一个建楼房的。19xx年他辞去工作，回家承包荒山种果树，并且鼓励村民开荒山、种果树。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全村村民都走上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之路，村集体年经济收入达5万元，青竹村人平纯收入也由20xx年的3000余元，突破到了20xx年的4823元。
尽管自己在农村干得很不错，但卢国良认为，儿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进了城，却仍然回到了农村，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儿子今后怎么办？卢国良再一次盘算：自己已经有了较好的事业基础，儿子回来正好可以“子承父业”，帮自己发展种养业。
然而，这一次卢波又让父亲失望了，他认为父亲的事业“值得敬佩但不能全盘效仿”。卢波说：“父亲成绩不小，但还是没有从种田养猪的圈圈里走出来，要干大事，还得另辟蹊径。”
儿子给老子上了一课
对儿子的想法，卢国良万般无奈。然而，就在父亲的埋怨和叹息中，卢波的事业开始起步。
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湘潭万客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易冠呈来村里找卢国良办事，和卢国良谈到了增加营业网点，开辟农村市场的事。卢波眼前一亮：“对呀！过去农民使用的日用品大部分是假冒伪劣产品，将城市正牌消费品销往农村符合新时代农民的消费需求，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巨大的商机。如果抓住这一商机，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
果然不出所料，由卢波担任经理的“万客源”青竹连锁店一开张，便迅速打开了局面，销售额和利润额直线上升。“下一步，我想帮老板在农村开辟更大的市场，扩大农村网站，让更多的农民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正宗的城里货！”坐在超市的收银台上，卢波对记者说。
儿子的生意越来越好，卢国良心里也逐渐亮堂：“这小子算给我上了一课，其实只要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当农民同样可以干出大事业。”
“身份并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去做！当卢波这样的农民也不差呢！”记者从卢波的店里出来时，围在店门口看热闹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句这样的话……
从观念上“富裕”起来
曾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样一幅场景：一位记者在西北贫困山区采访，碰见一个小孩赶着一群羊，于是上前搭话，产生了如下对话——
记者：娃娃你在干啥？
羊倌：放羊。
记者：放羊干啥？
羊倌：卖钱。
记者：卖钱干啥？
羊倌：娶媳妇。
记者：娶媳妇干啥？
羊倌：生娃。
记者：生娃干啥？
羊倌：放羊。
……
记者无语，沉思良久，潸然落泪……
“没有哪种转变比观念转变更艰难，没有哪种转变比观念转变更重要。”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新农民”3个字时，一句这样的话伴随着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立即浮现在脑海。
湘潭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赵荣球对记者说了一件这样的事：
20xx年，湘潭县茶安镇杨溪村修通村公路，全部动用机械化，一些本来可以发动农民劳动力自己出工出力的项目也由机器代劳了。许多农民劳动力闲着在家里打麻将。结果路修好后一算账，整个工程项目欠下35万元债务，村干部连年都没有过好。
十几天的走访，六个县市的奔波，除了对农村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外，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便是真正了解了“观念转变”那句话的内涵。尽管大多数农民都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家园，尽管大多数农民都在为此付出汗水和心血，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并不和谐的因素同时也在暗潮涌动。
等、靠、要的思想观念依然普遍存在；致富后不思进取，追求奢华享受，甚至沉迷于吃喝嫖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攀比斗富的庸俗习气……
凡此种种，使我想起了在湘乡走访时一位村支书说的一句话：让一个人生活富裕起来不难，而让他从心理上也富裕起来却不易。这位已经为农村建设倾注了二十几年心血的村支书，用自己的切身体验为正在逐渐升温的新农村建设提了个醒：建设新农村首先应当让农民从观念上“富裕”起来！
针对我省农民的现实情况，韶山市副市长李梦林为当前的农民画了一个像：“现在的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一部分甚至过上了小康生活，但相当一部分缺乏专业知识，迫切需要一个发家致富的长效机制。现实中的农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急需的新型农民还有较大的差距。相当一部分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尚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由此可见，作为政府，投入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和资金上，“扶贫”更要“扶志”，“输血”更要“造血”，只有通过教育、技术、信息等智力扶持，培养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正如湘潭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赵荣球所说：“千投入万投入，不如调动一个农民积极性的投入。”
作为农民本身，应当走出观念上的误区，走出无奈、无助的“怪圈”，挺直腰杆，真正担起自己的“主体”责任。
但愿新时代的农民能够走出这个祖祖辈辈沿袭至今的“放羊循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农民”。 ★邹爱华
超前意识与传统思维并存
卢波无疑是新时代涌现出来的新农民形象，其观念的解放程度和知识水平均代表着新农民的发展方向，然而，像他这样的新农民毕竟还是不多，用韶山市副市长李梦林的话来说，目前农民在观念上还处于一种超前意识与传统思维并存的状态。
李梦林为当前的农民画了一个“像”：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一部分甚至过上了小康生活。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求知意识较强，并以不同的方式去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另一部分人则缺乏新观念新知识，还固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有的甚至文化素质低下，相信传统经验，轻视现代文化。
与此同时，李梦林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需要的新农民画了一个“像”：思路开阔、意志顽强、知识化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坐在凳上一座钟，站起身来一棵松，走起路来一阵风，干起事来一窝蜂，全心谋发展雷打不动。
“目前，许多农民离这个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相当一部分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尚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李梦林说。
李梦林所说的“超前意识与传统思维
并存”状况确实反映了我省农民的观念现状，记者在考察中发现：由于各地的发展状况不同，农民观念的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在工业生产相对发达的长沙县、醴陵市，农民素质普遍较高，发展意识也十分强烈；而在湘潭县、湘乡市和衡山县的一些偏僻山区，很多农民还无法从传统的观念中走出来，仍旧沿袭着世代相传的“家规祖训”。
观点：“吃大的嘴巴，看大的眼睛。要提高农民素质，必须鼓励农民外出打工，让他们多接触社会、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只有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不断锻造，才会真正达到提高素质的目的。” ——湘潭县副县长王永红
部分农民价值观出现畸变
考察中记者发现：衡山县某镇正搭台唱“花鼓戏”，一探究竟，却原来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在搞族谱告成暨发谱庆典；一些外出打工农民赚了钱后，都在家里大兴土木修建楼房，其中很多村民在修建住房时，根本没有考虑住房的实用性，而是讲究“豪华、气派”，一建好几层楼，大部分房间被闲置……
尽管以上现象只是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身上发生，但是，却反映了部分农民价值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和畸变。
在考察中，记者对部分农民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发现部分农民价值观发生的畸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价值评判基准上，由重义轻利走向了重利轻义，有不少农民赞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在实现价值的手段上，有一些农民认为“讲了良心赚不了钱”；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部分农民持的是“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的态度，有50%的农民赞成“人人为自己，菩萨为大家”，而不赞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观点；在回答“面对集体和国家财产遭到侵占、侵害你该怎么办”时，有25%的农民表示“与我无关”；对待贫困乡邻，有42%的农民表示“是他们自己没能耐，他该穷”。在对待竞争和发展上，一些中老年农民习惯于“种田吃饭、喂猪过年、养鸡买盐”，陶醉于“十来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由此可见，目前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选择多样性，农民价值观念变化的现状尚呈现着一种复杂多样的格局，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
观点：“一个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悠久的传统社会，要立体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论个人还是社会，都需要经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漫长过程。要加快这一过程的嬗变，必须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才能只有快乐没有痛。” ——湘乡市副市长潘如心
发挥农民主体地位作用
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进一步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型农民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大部分地方主政者已经意识到了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
为了对农民进行引导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韶山市20xx年对20xx余名农民进行了“阳光工程”培训；同时针对在家从事种养业的农民进行了“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共培训农民1000多人。通过各种培训，该市20xx年共有1万多名农民实现了劳动力转移。
“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通过培训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生活技能，如果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其主体地位发挥不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变成了我们要他做，这样是做不好的！”韶山市副市长李梦林说。
湘乡市的农民培训包括观念培训、文明培训和技能培训3个方面。该市专门成立了“阳光培训”办公室，并改造了农校、职业中专等培训基地。同时，根据农民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创立了不同的培训体系。对农村的种养大户组织他们参加农技培训班或进农业技术学校学习；对农村青年则进行转移培训，市劳动局、科技局等部门以7个职业中专为基地，根据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对口培训；对外地急需的冶炼、电工、水泥工艺等高技术人才，则利用当地铝厂、铁合金厂、啤酒厂等大中型企业进行跟班培训。
观点：“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应当进行文化创新，尤其应当对现行的中小学教育进行改革，从小对农民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应当落到实处，不能搞形式主义。” ——湖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专家陈文胜
韶山市银田镇三华村。20xx年2月19日，种粮大户汤红兵在他经营的稻田旁向记者介绍他的新农村理想。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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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年向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油画，翻拍于韶山冲毛震公祠。（湘潭县 韶山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一号文件”强调，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使用权流转带来的效益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一些地区也借此达到了“减少农民”、推进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要在有千年“土地情结”的中国农民的“命根子”上“动土”，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时至今日，经过几番调整和变革，人们已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成功的关键，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意愿，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时间：20xx年2月
地点：韶山市银田镇三华村
电线杆与“汤红兵现象”
“汤红兵现象”的发生和电线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汤红兵所在的银田镇是有名的“电杆之乡”，当地农民掌握着国内一流的电杆倒制技术，他们或倒制电杆，或制造电杆钢模，或从事电杆销售，从而将银田的电杆“插”遍了大江南北。
电杆为银田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为本地的农村劳动力输出打开了闸门。据统计，在该镇2200余人的“农民工”队伍中，有一半是在外地从事电杆生意的。
农民大量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欠缺，使得银田镇逐渐呈现出了土地抛荒的危机，从而也将汤红兵推到了前台。
做过电影放映员的汤红兵，也曾远离家门，到安徽、河南等地做电杆生意，然而，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热血汉子——他亏了！亏本后的委屈，再加上平时在外地受尽白眼的遭遇，使得他丧失了继续在外闯荡的信心，他决定回乡务农。
当时，除了到各地做电杆生意的人外，银田镇还有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外流直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闲置，一些田地即使不要一分钱租金都没人愿意种。
这一切都被期盼重新崛起的汤红兵看在眼里，他开始在心里酝酿自己的种粮
计划:如果进行机械化耕作，自己一个人种200来亩田应该不是问题，而稻田规模经营带来的效益比外出打工更划算……
说干就干。20xx年12月底，趁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过年之机，汤红兵在村民小组会议上提出租种稻田的想法，得到了本组村民的一致赞成。于是，汤红兵和20几户村民达成了130多亩稻田的租种协议，租种期为5年，租种的代价是:为这130多亩稻田上缴农业税。
有了这130多亩耕地，汤红兵心里有了底。他投资10万余元添置了收割机、抛秧机、犁田机、打农药机等六七台农机，实现了农业全机械化操作。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耕作的效率，除了农忙时需要花费50元／天请五六个劳力来帮忙外，其它时间基本上是汤红兵一个人打点农活——汤红兵“一肩挑起了百多号人的担子”。
20xx年、20xx年，汤红兵单种粮便实现年收入6万多元，再加上家里养猪的收入2万多元，汤红兵跑步跨进了农村富裕阶层。
流转后的规模效应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让汤红兵尝到了甜头，但汤红兵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今年52岁的刘建春，是湘乡市育段乡杨名村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19xx年，刘建春家盖房欠下了3万多元钱的账。正在这时，一股外出打工的热潮涌进杨名村，许多村民抛下责任田，跑到沿海闯世界去了，刘建春便接过来种，以后逐年增多，最多时种了近30亩，没几年就把欠账还清了。自那以后，她家长年种着20多亩粮田，粮价好时卖粮食，粮价不好时，用粮食养猪，每年种田的纯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在湘乡市，20xx年，5万余亩耕地的使用权向大户流转，占全市总耕地的10%；全市出现了大量的大户，其中100亩以上的1户，50亩以上的20多户，20亩以上的150多户。土地集中经营后，种粮效益有所增加，每亩平均增收在40余斤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湖南省各地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托、租、转、股”4种模式。根据资料显示，益阳市20xx年已有种粮50亩以上的大户1970户，大户数全省第一，其中18户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郴州市安仁县20xx年种粮100亩以上的有8户，种粮50亩以上的有53户，种粮10—20亩的有550户。
对于流转后产生的规模效应，汤红兵算了一笔账:由于是机械化操作，而且全部实行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种田，早稻每亩田比原来增产200公斤左右、晚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左右，他种的100亩双季稻一年便可增产粮食3万公斤左右，另外30多亩单季稻也比原来有所增产。而在劳动力投入上，他更是“以一当百”。
“目前农村约有20%左右的农户缺乏种粮技术，田地向大户集中，必然能够促进粮食生产、发挥比较效益。”三华村村支部书记肖桂仁说。
大好事带来的忧虑
在汤红兵家，记者和他一家子围坐在炭火旁，一边取暖，一边聊天。出乎意料的是，在红红炭火的映照下，汤红兵脸上流露出来的除了丰收的喜悦外，居然还夹杂着几丝忧虑。
汤红兵说，早在去年年初他便有了担心。20xx年初，湖南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农民今后种田不仅不用再缴纳农业税，而且还可以享受种粮补贴。
这意味着，汤红兵租种的130多亩田不仅可以免掉7000余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近4000元／年的补贴。这样的大好事，庆祝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忧虑呢？
汤红兵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不要交税，还有补贴，咯好的政策，种田有得赚了！我担心5年租种期到期后，他们又会把田要回去！咯样一来，我的种粮计划只怕是搞不下去了！”
汤红兵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很多种粮大户都面临了农民回家要地的情况。记者在湘乡市采访时了解到，该市某村就有农民要求当地种粮大户退还租种耕地。他们的道理很简单：
“地是我的，我想要回来当然就得给我！我们农民不好过，如果连土地都让给别人，我们就真正一无所有了。土地是我们农民最后一道保障线呀。”
“现在国家尽管搞了农村互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但还是土地让我们觉得踏实。有了土地，我会觉得比城里人过得更幸福，更舒服。因为我想吃什么种什么，不指望发财，但也不会饿死。”
“现在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要在城市扎根没那么容易，所以等打几年工，我们还会回农村种田的！”
村民的顾虑，让汤红兵多少有点放不开手脚。“原来有些田长满了杂草，很贫瘠，在我手里都整好了，本打算再追加一点投资，把这些田都整肥一点，可是如果他们又要把田要回去，我就不敢花这个钱了！”
对保障的两种诉求
部分农民回家要回土地，实际上是将土地看作最后一道保障线，而这又让汤红兵这样的种粮大户感觉到没有保障。对此，湘乡市副市长潘如心说，“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潘如心表示，从长期来看，农民必然会选择离开土地，外出务工。
她说，尽管目前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是对农民的一种政策上的关心，但落实到具体金额上，两者相加农民每年实际上只有七八十块钱每亩的收益，如果再算上农药、化肥、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涨价减去的一部分，农民真正到手的收益还不足以让大部分农民放弃在城里的工作回家种田。因此，外出打工的收益仍然比免税后的种田收益可观得多，要回土地的只是年龄稍大或者打工工资偏低的少部分农民，这不会太大地影响种粮大户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农民外出打工，进而逐渐演变成为‘城里人’，这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种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会有更多的农民远离家门，寻找那份比土地产出更丰厚的收获。因此，汤红兵并不用太担心。”
在湘乡市，20xx年，土地使用权流转面积达6万余亩，20xx年取消农业税后，部分农民回家要回土地自己耕种，结果全市1万亩耕地被要回。但是，一年后，部分农民又打算重新将耕地转租给大户。该市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预计，20xx年部分被农民要回的土地又将回到大户的手中。
用新型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
我省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曾经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把土地作为立根之本，这一阶段土地使用权流转相当困难；第二阶段是农民把土地作为社会保障阶段，这一阶段只要有其他社会保障替代，农民会考虑让出土地；第三阶段是农民把土地作为一种高增值率资本的阶段。
他认为，对我国目前许多已转移到非农行业的农民来说，他们正处于第二阶段上，只有用新的社会保障来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才能免除失地农民或少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所以，要做好土地使用权流转、保护大户利益，关键在于保护农民利益，为其提供可靠的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位专家坦言：如果能取消农与非农之间的差别，实行社会待遇与户籍脱钩，恢复户籍的本来面貌，进城后的农民就会逐渐淡漠土地对他们的保障功能。
其实，郴州市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典范。200
4年，郴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农业户口取消后，农村居民允许保留土地，也允许依法转让，并根据是否承包责任田，享受不同的计划生育、抚恤优待等政策。
显然，郴州市的做法消除了户籍上的城乡差别，为农民加上了一道体制保障。这对于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保障大户利益实可谓善莫大焉。
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化的同时，建立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也必须快步推进、落到实处，这样才能为土地使用权流转、规模经营腾出土地空间。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当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便成为政府和农民的共同选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意味着进步。韶山市的一些乡镇发现农民养猪种粮收入低，便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玉米、大麦，养殖黑山羊和牛，但最后都没成气候，走过很多弯路之后，又回到了传统产业的轨道上，成为生猪养殖大市，出口创汇额占湘潭市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二。
事实上，一个地方的传统产业往往是资源条件和劳动力优势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湖南具有气候湿润、耕地以水田为主、人口众多等特点，决定了湖南农民的“主业”是种粮和养猪，而不是种植玉米、小麦和养殖牛羊。
传统已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思想、生活、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农村经济发展要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湖广熟，天下足。”一句民谚，说透了湖南“鱼米之乡”的内在魅力，说出了湖南传统农业举足轻重的地位。湖南是种粮大省，更是养猪大省，从本次考察的情况来看，目前粮猪型农业仍旧是湖南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支柱。
一些农民兄弟被市场碰得鼻青脸肿的教训告诉我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决不能轻易抛弃传统，而是要尊重农民世代相传的传统和习惯，立足当地资源，全力帮助农民发现市场需要什么，哪些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哪些产业还有提升的空间。
“汤红兵现象”，是一种立足当地资源，提高传统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有益探索，解决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势必会对农业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一个思路。
将政府想做的、农民会做的和市场需要的结合起来，找到市场与传统的“结合点”，引导农民提升传统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资源，启动当地农业中占最大份额的“盘子”。盲目地引导农民抛弃传统，不切实际地推广一些农民不感兴趣的产业，势必会造成农民不必要的损失，还会使农民产生抵触对立情绪。
拿醴陵市委书记杨治平的话说，“农村经济的发展，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问题。” ★张冬萍
毛主席当年考察路
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限制喂猪数目、禁喂鸡鸭……这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农村诸禁”内容。当时，农会设立“诸禁”的原因是谷米有限，农民食不果腹，愁苦不堪。
“新农村堪称天堂”
走进今天的湘潭县和韶山市，处处是猪粮丰收的景象。湘潭县粮食总产量和生猪出栏量均排在全省第一位，20xx年产粮85万吨，出栏生猪250多万头。韶山市年出栏生猪35万头，生猪产业化来势看好。农民种植的优质稻和杂交稻，年均亩产粮食愈1000公斤，比19xx年前后整整提高了3倍！政府和地方中介组织非但不限制养猪，还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农民增加投入，多养猪、养良种猪。
七十三岁的湘潭县退休干部赵荣球老人见证了湘潭县农民生活由饥饿型到温饱型的全过程：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共产党用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了9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谈到今天的支农、惠农政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老人认为，比起几十年前，新农村堪称“天堂”。
粮猪型农业继续担纲
目前粮猪型农业仍旧是湖南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支柱。本次考察的6个县市全部纳入了我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生产不仅总量大，而且单产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以上。受农业税取消和农村直补等惠农政策的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与上一年度相比，各县市的粮食播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比如湘潭县20xx年粮食播种面积183.645万亩，同比增长2.4%，粮食总产量90.9万吨，同比增长2.8%，居湖南省首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826公斤，全年为社会提供商品粮47万吨，再度获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县称号。长沙县去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33.38万亩，总产60.03万吨。韶山市耕地面积仅9万亩，粮食产量高达7.16万吨。
在生猪养殖方面，20xx年6县市农民人均出栏生猪数量均在10头以上，其中湘潭县出栏生猪250多万头，韶山市出栏生猪35万头，湘乡市出栏生猪178万头。在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等几个养猪大县(市)中，养猪和种粮的收入占到了农业总产值的50%至70%，大部分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中，约有60%是卖猪所得。
长沙县金井镇惠龙食品公司内。3月5日，一名农村妇女在加工当地生产的芋头。该公司生产的芋头远销日本、韩国。记者朱辉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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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荷叶坝村。2月17日，李玉芬指着自家猪舍说，她准备扩建新猪舍。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19xx年1月9日，毛泽东从韶山步行到湘乡，10日到达县城，住在湘乡饭店，在饭店接见了湘乡县委、县工会、农会、商会等组织负责人，召开了调查会。图为当年的湘乡饭店。
农业产业化
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各级财政要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可通过龙头企业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发展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和“订单农业”。
东富是醴陵市的一个镇，101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3家企业。其中30多家帆布手套企业因成本低，已基本打败广东同行，所占的市场份额达到全国十分之一强。手套企业将生产最后一道环节——缝制手套分包给上百个家庭作坊来做，使农村娭毑(湖南方言，指老太太)也能参与手套生产，并用这种低成本的“土狼战术”打遍天下——从无到有到强，东富帆布手套产业仅花了5年时间。
时间：20xx年2月24日
地点：醴陵市东富镇
株洲的醴陵市是湖南的东大门，而东富镇又在醴陵市的最东边。湖南的行政版图极似一个人头，株洲就是这个头像的鼻梁，而东富镇正好处在鼻尖的位置。
东富镇因东富寺而得名，东富寺坐落在东富村，是一座不大的庙宇，建筑结构是湖南乡间最常见的那种，不甚出奇。出奇的是，寺庙大门上的“东富寺”三字，“富”字缺了上头的那一点。
“相传该庙建成之日，村里的长者邀请过路的一位秀才来题写寺名，那秀才看到东富村一带贫困落后，故意少写了富字上的一点，暗讽此地一点都不富。”民间掌故，东富镇党委书记付方华信手拈来。
如今的东富，已变了模样。东富镇101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3家企业，形成了建筑、陶瓷、鞭炮烟花和帆布手套等6大镇域经济支柱产业，20xx年
农民人均收入近5000元。尤为人称奇的是，这个4.9万人的镇竟有3000多外来打工者。目前该镇70%的劳动力每月有工资收入，已由农业镇变成了工业镇。
手套加工：无中生有的产业
与烟花、陶瓷等传统产业不同，东富从来就没有手套产业的基础，这完全说得上是一个“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出来的行当。
建筑业是东富镇的传统产业，从东富建筑队发展起来的东富集团有限公司，如今是国家一级建筑施工企业。
从上世纪xx年代早期开始，东富的建筑队天南地北闯天下，业务做得红红火火。这些建筑队每年要从广东、浙江等纺织业大省购买大量的劳保手套发给工人。当地一位张姓村民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商机，于上世纪xx年代初在东富村创办了第一家手套厂，专门从外地织布厂买来帆布布料加工手套。不过，由于国内手套行业的无序市场竞争，东富镇的第一家手套厂由于没有成本优势而不得不关门。
但这也给了其他东富人以启示，开始刺激他们不断去追求成本最低之道。
东富手套厂总经理张友秋尝试着联合其他手套加工厂去织布厂进货，规模采购立马让进货成本大大降低；但这种优势并没有保持好久，相邻的江西同行很快就学会这一招，东富手套业又开始面临成本竞争危机。
张友秋想，与其去买布，不如自己建织布厂。于是，20xx年，张友秋投资一百多万元在原手套加工厂的旁边购地建了一个织布厂。到20xx年，张友秋发现，靠从外地购棉纱回来织布，还是有点亏，于是又投资二百来万元在织布厂旁建了一个纺纱厂。
三年时间，张友秋的手套厂就征了三次地，建了三个厂。“我今年还想买几十亩地，进行扩大生产。”张友秋说。
家庭作坊：老太太也参与工业化
张友秋的做法并不是个案，在东富30多家稍上规模的手套厂中，有十多家老板都像张友秋一样，将手套制造业的上游产业链环节通吃。而且还有几家专门的织布厂和纺纱厂生产上游原材料。
东富手套老板们的生意经还有一招：无论是织布机还是纺纱机，基本上都是购买沿海大型纺织和服装企业换下来的二手设备，这样，就能以较少的资本赢得更高的产能。“我们将广东的厂搬到东富来了。”
不仅如此，东富手套制造商还充分发挥当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劳动力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付方华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立足本地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手套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缝制和打包工序为例，手套厂裁剪出来半成品——一张成形的手套布料，两张手套布料缝制成一只手套。如果用机器缝制，需要添置大量设备和人员，东富的手套老板们就将这些半成品分包给农村的各个家庭，每个家庭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作坊。“我也不晓得这种家庭作坊到底有多少，因为太多了。”付方华说。
缝制手套是手套生产的最后一道环节，工艺简单，也是利润最低的环节。但在农村家庭，上至老太太，下至小姑娘，几乎每个人都会使针线活，不少人家里都有缝纫机，建筑工人用的劳保手套又不要讲究太多的做工，这样一来，老太太茶余饭后可以缝手套，小姑娘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也能缝制几双手套，“一个老太太一个月赚200元没点问题。”张友秋说，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就出来了。
每双手套可以赚二角五分钱，一个家庭利用空闲时间，一个月也能赚上个几百甚至上千元。家家户户缝手套并包装，已成为了东富镇不少村的一道风景。如此一来，东富手套业在国内就很具有竞争力了。
土狼战术：跨省开辟根据地
现在，东富的手套业发展起来了，本镇的劳动力显得有点紧张，东富的手套老板们开始东进江西设厂。
以张友秋为例，他去年就在江西萍乡的老关镇和排上镇各设了一个手套厂，今年又打算在醴陵石亭镇再设个厂，理由很简单：东富劳动力不够而且工资在悄悄上涨。
东富手套厂群体就像一群土狼，数十家企业各展所长，抱团群居，形成了产业的成本洼地。
就这样，东富手套业已初具规模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也通过这种“土狼战术”，连最普通的识字不多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参与到市场竞争的大潮中来，并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
青竹的产业化探索
种粮养猪，是湖南农村最普通、最传统的营生方式。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也是一个典型的粮猪型农村。经过三四年的实践，青竹村探索出一个“公司＋协会＋农户”的全新模式，以养猪协会为龙头，上联公司，下联农户，创造性地推动了“订单农业”的发展，使分散型农户的生产变成集约化的经营。
解决销路：养猪协会与公司签单
20xx年春节，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到每斤2.20元，让青竹村村民坐立不安。正月初八那天，青竹村党支部书记卢国良得到一个消息：湘潭伟鸿食品公司与俄罗斯签订了年供3万头标准化生猪的大单。卢国良大喜过望，找到该公司，但伟鸿公司拒绝跟一家一户的农户签订单，因为收购生猪的质量难以保证。卢国良连夜召集养猪大户开会，成立养猪协会。正月十二那天，青竹村养猪协会和伟鸿公司签订了保质保价供应生猪的协议。
20xx年3月至5月，养猪协会向伟鸿公司销售生猪1万多头，当时市场价格只有2.15至2.30元每斤，而伟鸿公司的保护价为2.50至2.60元每斤，保护价让农户每头猪多赚四五十元。
解决贷款：创造联户联保模式
由于价格和销路有保证，青竹村农民养猪的收益明显高于周边村镇，全村412户中有375户加入了养猪协会。然而资金的短缺却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一些养殖户准备到信用社贷款，信用社的人告诉他们，贷款必须有资产抵押。此路不通，养猪协会会长卢国良琢磨了一个晚上，想出了“联户联保贷款”的方法，即由3至5户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农户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向信用社申请贷款，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联保小组的成员必须代他还清贷款。这个办法终于得到湘潭县信用联社的肯定。
首批40万元贷款很快发放到农户手中，一年后，贷款额度增加到260万元，目前贷款余额约280万元。
20xx年，青竹村出栏生猪1.3万头。在信用社支持下，20xx年，青竹村出栏生猪数量猛增到2.8万头，去年更是达到3.1万头，户均出栏75头，预计今年将超过4万头。
今后出路：必须延长产业链
“公司＋协会＋农户”的“青竹模式”被广泛推介，截至目前，采访团所到的6县市均成立了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基本上“村村有协会”，有的村甚至95%的农户都加入了协会。仅湘潭县注册的养猪协会、养兔协会、优质稻协会等合作组织就达98家。
然而，从农民的收入情况来看，以青竹村为例，20xx年猪价上涨，青竹村出栏生猪2.8万头，利润806万元；20xx年猪价大跌，全村出栏生猪3.1万头，利润只有150万元，平均每头猪的利润不到50元。按照养猪协会和企业签订的保护价协议，收购价高于市场价0.1-0.25元，也就是说，除去保护价超出市场价的部分，农民养猪实际上没赚钱。
以“订单农业”为核心的“青竹模式”只是解决了局部市场农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却不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民规避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究其原因，根源是“青竹模式”的产业链太短，至今仍停留在销售原始产品——活大猪的经营模式上，必须在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
迫切希望致富的青竹人看到了这一点。近两年来，青竹村大力推广“猪-沼-果”、“猪-沼-鱼”、“猪-沼-菜”等生态农业模式，前不久，青竹村还与湘潭市一家超市签订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1000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但生猪和瓜果蔬菜的初加工还没有起步，更谈不上精深加工。由此看来，青竹农业的产业化之路还需要继续摸索。
能会在农村住一辈子，但两个儿子肯定不会，“过春节在家里呆几天他们都难受。”
乡镇机构精简难
记者考察的6个县市，所有的村官都精简了，但乡镇机构精简都还没动。乡镇机构人员最少的是衡山县福田铺乡，该乡机关目前只有28个人。“这是我们严格控编的结果。”该镇镇长谭斌说。
至于人员多的就不等了，有的乡七八十，还有的镇一百多人，当然都严重超编。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工资在编的人才有，不在编的人工资哪里来？如果不把这些冗员减掉，他们会不会再变相地向农民伸手？
“农业税取消容易，乡镇机构精简难办。省里去年在益阳市搞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目前成效还不明显。关键是没钱，裁人是需要花钱的，并且是很多钱。”省委农办副主任李政科说。
“一定要注意，农业税取消后的乡镇机构改革，要精简的是人，而不是事。随着新农村的建设，乡镇政府需要给农民提供的服务更多了，而不是减少了。如果连人带事一块精简了，将来还会膨胀。”省社科院“三农”问题研究学者陈文胜说。
“村官”职业化期待制度突破
他们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管”着几千号人，人前人后都有人喊“书记、主任”，但每月就拿两三百元的工资。数量更多的村组长们，每月领到的补贴更是只够买包中档偏下的烟抽。湖南4万多个行政村，近20万名村官，记者考察一圈下来，既感激于村官们的奉献精神，也为他们的待遇担忧。
村级干部收入长期偏低，甚至没有着落，是湖南农村的普遍现象，导致村干部不想干，短期行为严重，工作得过且过，撞钟混日子。半脱产的干部无法公私兼顾，工作被动效率低，多数村干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个人事务上。由于没有财政收入保障，农村真正的能人大多对这种“九品芝麻官”缺乏兴趣，村干部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在不少乡镇50岁的村主任已经算是“年轻干部”，村官后继乏人严重制约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税全免之后，农村和农民对基层组织的职能设置和运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村组织的事务性职能大大减少，而服务性职能增加。建设新农村，村官是离农民最近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村组织变身为公共服务，要求村干部把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来，投入全部的精力为农民服务，主动变身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业人”。
近年以来，在农村局部地区出现了“大学生村官”现象。把大学生输往农村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官“职业化”，实际上已暗合村组织职能转型的需求。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村官职业化尚存大政策和法律上的障碍。在我国农村实行的都是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必须是户口在本村的村民才能担任。因此，建设新农村，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形成机制、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从制度上为村干部的职业化创造条件，从而夯实新农村建设的基层领导力量。
从目前各地对职业村官的探索来看，参照公务员工资管理支付形式，让村干部的工资进入县市区或乡镇财政统管统发系统是未来基层组织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不仅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干部工资报酬管理制度，结合不同类别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对公平、合理的工资报酬标准，同时要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和工龄补偿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农村税费改革将多数村干部从纷繁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合村并组和人员精简的铺开为村官职业化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客观上并不会过多地增加财政和农民的负担。 ★张冬萍
毛主席当年考察路
窗外，湘江北去
采访团抵达衡山后，住进了位于衡山县城湘江路的滨江宾馆。次日清晨起床，推开窗户，惊讶地发现窗外竟然是辽阔的湘江，初春的衡山云淡风轻，江面波澜不兴。
宾馆对面隔街相望一座青砖灰瓦的古旧建筑就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康王庙。19xx年1月20日，毛泽东抵达衡山县城，考察期间，在康王庙内住宿了五天四晚，每天工作到深夜。当时的康王庙就在湘江边，现在的滨江宾馆和湘江路一带原来都是湘江河床。
两天后采访团来到毛主席考察醴陵农民运动旧址先农坛，发现这个毛主席曾经住宿过的地方同样“依城伴水”。窗外微雨横斜，逶迤而去的渌江将醴陵切成了三块，附近的渌江古桥雄踞醴陵城南北交通的咽喉。
毛主席当年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期间，他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毛泽东水性好，耐力强，游程和历时往往为常人所不及。因此，他的临时居所往往首选临江的建筑。“敌人来了，推开窗户就能跳进江中。”醴陵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考证，由于当初湖南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祠堂和神庙往往是农村仅有的可供群众聚会的“公共设施”，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召开农协代表大会、与农民座谈等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祠堂和神庙中举行。
韶山市大坪乡林家湾村。20xx年的2月20日，林家湾村的村民们正在平整路基。红网记者明健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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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湖南省农协颁布的《入会须知》
新居到新村的期盼
村庄规划 一号文件将村庄规划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范畴，提出要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村庄治理试点，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适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
湘潭县响水乡的青竹村，两个在贵州开锰矿发财的农民，盖了两栋欧式风格、高达五层的小楼。但陷在周围灰褐色的砖瓦房里，两栋小楼像鸵鸟落进鸡窝，怎么看都不伦不类。
只见新居，不见新村，这是湖南乡村目前的普遍状况，而问题的关键是湖南农村基础建设缺乏规划。
时间：20xx年2月
地点：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
19xx年，韩国人开始了他们对农村的“新村运动”规划。“新村运动”不仅发展了韩国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最重要的是发掘和继承了韩国人顽强拼搏的精神。韩国人曾这样赞扬自己的“新村运动”：没有“新村运动”，就没有韩
国足球的顽强斗志。
具体到中国，具体到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其宗旨绝不仅仅是修几条路、建几栋房，而是再发现中华民族的这些“脊梁精神”并大力弘扬之。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地搞成“千村一面”，因为这样，就砍掉了我们民族文化之根，其损失不亚于当年的“破四旧”。
希望若干年后，我们也能像韩国人这样，骄傲地总结自己的新农村建设经验。
也许，这样的经验，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必定是重要的方面。
个案：有了新居盼望新村
从毛主席19xx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现在，湖湘大地的民居经历了几轮大的变革：第一代民居是土坯墙、茅草房，这是主席当年考察时，三湘四水最主要的建筑；第二代住宅是土坯墙、砖瓦顶，文花枝一家xx年前盖的、至今还在居住的就是这种房子；第三代住房是通体砖瓦房，占了现在湖南农民住房的主流；第四代是贴瓷砖的楼房，是眼下湖南农村的“时尚住宅”，已能占到两三成；第五代则是别具风格的乡间别墅，都是些发财的老板起的，每栋至少50万元，还属凤毛麟角，一个上千人的村，能有那么三两户。
在湘潭县响水乡的青竹村，两个在贵州开锰矿发财的农民，就盖了两栋欧式
